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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朝繁荣的“乡村旅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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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4月16日 星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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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农”同时不“抑商”,大批文人和官员双重身份的人走进乡村——
宋朝繁荣的“乡村旅游”
稿件来源:南都晨报*南阳网

宋朝较以往更重视农业生产和农村建设,在“重农”的同时也不“抑商”,这为发展乡村旅游提供了宽松环境。宋朝乡村旅游业的繁荣,为经济发展和国家税收做出了贡献。

近500位诗人留下4000多首田园诗

宋代乡村旅游者中还有一个特殊人群,就是应试的士人,在只能用脚一步一步完成长途旅行的情况下,有人索性把漫长枯燥的旅途变成了一路上的“乡村游”。条件好的学子出行时还会带上一个或几个仆人,或者几个学子结伴而行,这其实也是一个庞大的旅游群体。宋真宗景德四年(1007年),各地来京城应试的“贡举人集阙下者万四千五百六十二人”,由此拉动起的“乡村游”几乎成常态化,可以想见,他们也带动了乡村旅游的繁盛。

农民辛苦劳作,农闲时也希望得到放松,他们既是乡村旅游的组织者,也是乡村旅游的参与者。苏轼在《和子由蚕市》一诗中写道:“蜀人衣食常苦艰,蜀人游乐不知还。千人耕种万人食,一年辛苦一春闲。”农业生产的发展,农村生活条件的改善,使农民也具备了旅游的兴趣与渴望。

观赏农事、赏花、“斗草”、放风筝

旅游者走进乡村,自然要观赏农事。诗人范成大在乡间看到百姓插秧苗,禁不住停下脚步细心观看。理学家朱熹来到乡间,看到稻谷已经成熟,写下了“禾黍谁言不阳艳,晚炊流咏有余香”的诗句。在宋朝诗人的笔下,几乎所有农事活动都被写入诗中,有的还“去锄南山豆,归灌东园瓜”,亲自体验农业劳动。

春天,乡村百花盛开,“往来车马游山客,贪看山花踏山石”,像苏轼那样的“花痴”,甚至“只恐夜深花睡去,故烧高烛照红妆”。一些乡民看到种植花卉能带来商机,就有意识大量种植以吸引游客,“武陵儒生苗彤,事园池以接宾客。有野春亭者,杂植山花,五色错列”。洛阳等地素以牡丹著称,当地还组织起牡丹花会,赏花也卖花,欧阳修曾记载说,花会上“姚黄一接头,直钱五千”,说的是稀有牡丹花品种“姚黄”价格非常昂贵,种花、卖花甚至嫁接新品种成为一部分乡民吸引旅客并实现致富的手段。

各地在发展乡村旅游中因地制宜,推出自己的特色,如洛阳主打牡丹,成都附近的乡村则开发出“游江”“蚕市”等活动。

在各地乡村旅游中,还流行着许多人们喜闻乐见的游戏活动。宋时,一种叫“斗草”的游戏在广大乡村十分盛行,它分为“文斗”和“武斗”两种,“文斗”是比关于花卉百草的知识,看谁懂得多;“武斗”是双方各采摘具有一定韧性的草,相互交叉成十字状,各自用力拉扯,以不断者为胜。在宋朝,“斗草”游戏深受成人和儿童的喜爱,范成大在《春日田园杂兴》中写道:“社下烧钱鼓似雷,日斜扶得醉翁回。青枝满地花狼藉,知是儿孙斗草来。

宋朝乡村旅游中还有荡秋千、放风筝、斗鸡等流行的娱乐活动,其中荡秋千是寒食、清明前后踏青郊外游的一项“保留活动”,被称为“半仙之戏”。放风筝也非常盛行,“万人同向青霄望,鼓笛声中度彩球”。当时还流行一种玩法,清明节时人们将风筝放高放远,之后将线割断,让风筝带走一年的“霉气”。

乡村旅游繁荣为朝廷增加了税收

乡村旅游的兴盛带动了经济发展,宋朝的旅店业等较以往有极大提升,与这股“乡村旅游热”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宋朝之前,旅店业的主要经营者是官府,基本是为国家驿站系统配套服务的。宋朝以后,在鼓励商业活动以及旅游业兴盛的背景下,私营旅店业开始兴旺发达,不仅大城市里旅店林立,而且广大乡村也到处开设了旅店,在宋人的诗文中,“村店”“野店”“郊店”“山店”以及“逆旅”等随处可见,宋仁宗时“朝廷发兵屯定州几六万人,皆寓居逆旅及民间”,显示出乡间旅店的巨大容纳能力。

当时的旅店业经营已较为成熟,不少旅店定价时已与旅游的淡季、旺季相挂钩,每到旅游旺季或者科举应试期间,“虽一榻之屋,赁金不下数十楮”。临安钱塘江潮是著名旅游景点,每到观潮时,“自庙子头直至六和塔,家家楼屋,尽为贵戚内侍等雇赁作看位观潮”,这期间“饮食百物皆倍穹常时”,那时观潮的人多住在周边乡村,旅店费用较平时自然也翻番上涨。

乡村旅游带动的不仅是旅店业,一些人看到了乡村旅游带来的商机,于是投资修建私家园林供人游览,类似于现在的公园,园主通过收取“茶汤钱”来获利。徐大焯在《烬余录》中记述了这样一个案例:“朱勔家本虎丘,用事后构屋盘门内,名泳水园。中有双节堂、御容殿、御赐阁、迷香楼、九曲桥、十八曲水、八宝亭。又毁闾门内北仓为养植园,栽种盆花,每一花事必供设数千本。游人给司阍钱二十文,任入游观,妇稚不费分文。”在这个私人修建的“公园”里,大门口有被称为“司阍”的收票员,每张门票20文,妇女和儿童不收门票。

发展乡村旅游,吸纳了大量劳动人口,旅游业及相关的旅店业、饮食业、种植业、交通业等都从中受益,进一步繁荣了乡村经济,也为朝廷增加了税收。苏轼出任杭州通判期间曾上书《杭州乞度牒开西湖状》奏折,讲到杭州地区的“酒税”每年就有20多万贯,这仅是杭州一地饮食行业为税收做的贡献。宋神宗熙宁九年(1076年),全国各地“草市”为朝廷增加的商业税高达420多万贯,约占当时全国财政总收入的10%。宋朝被称为“最富的王朝”,繁荣的乡村旅游业在其中也做出了不小的贡献。①3

(据《北京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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