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8年9月至1949年1月，中国人民解放军发动了举世闻名的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同国民党军队进行战略决战，取得了彻底胜利。“三大战役”历时142天，争取起义、投诚、接受和平改编与歼灭国民党正规军144个师、非正规军29个师，合计154万余人，是真正彪炳史册的“大决战”，更是新中国成立的决胜一战。

对于未曾经历战争的普通人来说，“三大战役”更与一个名字息息相关，那便是八一电影制片厂。上世纪90年代，由八一电影制片厂出品的电影《大决战》在全国范围内掀起热潮。这部新中国战争电影史诗历时数年制作完成，为观众再现了“三大战役”的恢弘历史，成为一代人难忘的记忆。

“要完整记录1949年，就要拍好3部电影”

1952年8月1日，解放军电影制片厂正式建厂，1956年更名为八一电影制片厂（2018年改制，更名为解放军文化艺术中心电影电视制作部）。作为新中国唯一的军事电影制片厂，新中国成立前的战争是八一电影制片厂最鲜活的素材，也是当时的观众最迫切想要看到的故事。因此，在建厂之后不久，八一电影制片厂就以《柳堡的故事》《英雄虎胆》《永不消逝的电波》《狼牙山五壮士》《林海雪原》《野火春风斗古城》《抓壮丁》《地雷战》《地道战》等一系列优秀影片，成为中国电影界当之无愧的标杆。上世纪80年代，随着思想的解放，电影艺术焕发新生，八一电影制片厂开始探索战争电影的创新，其中《晚钟》更是获得了西柏林电影节“银熊奖”。这一时期，是八一电影制片厂辉煌的“大片时代”，其代表作就是《大决战》（《辽沈战役》《淮海战役》《平津战役》），这一鸿篇巨制奠定了八一电影制片厂在中国影史的地位。

据八一电影制片厂原厂长萧穆回忆，之所以决定拍摄“三大战役”，是为了记录1949年这个伟大的转折点。1985年，胡耀邦就军事题材电影的创作提出：“1949年是中国历史上伟大转折的一年，是震撼世界的一年。这一年，旧中国转变为新中国，中国人民在共产党的领导下站了起来，开始转入建设自己国家的新历程。描写好这一年的历史，很有教育意义。”而后，他进一步指出，要完整记录这一波澜壮阔的历史画卷，就要拍好3部电影，一部是八一电影制片厂刚完成的《风雨下钟山》，一部关于“转战陕北”这一段历史，还有一部就是描写“三大战役”。他认为，“三大战役”应该一气呵成地写出来，只有把“三大战役”的内在联系写出来，才能充分表现出毛泽东高超的军事战略思想和运筹帷幄的宏大气魄（萧穆《战争史诗〈大决战〉的创作和拍摄》）。杨尚昆也非常支持拍摄“三大战役”，大力推进此项工作。

约13万官兵参加拍摄，TNT炸药使用量达160吨

就剧组规模而言，《大决战》创造了纪录。仅八一电影制片厂就有800人参与拍摄，影片中出场的历史人物达238人，其中主要演员50余人。据统计，共有来自解放军各大军区、有关院校、武警部队等单位的约13万官兵参加了拍摄。全片拍摄地区涉及全国13个省、市、自治区，北起黑龙江哈尔滨，南至浙江奉化，西至黄河河套，东至渤海之滨，参演群众达15余万人次（李俐《八一电影制片厂诞生60年：红色经典陪伴几代人》，原载于《北京晚报》）。

据八一电影制片厂摄影师杨振吉回忆，《大决战》一开始是将《辽沈战役》《淮海战役》《平津战役》分成3个大组同时拍摄，后来因为进度问题，又分成了10个组开展工作。“当时，我主要负责拍摄剧照，全程跟着《大决战》剧组，10个组都跑遍了。”杨振吉说，“这项重大工作，为八一电影制片厂培养了许多骨干力量。对我自己来说，也是难忘的经历。”

在这样的战争巨制中，烟火道具是不可或缺的部分。据统计，为拍摄《大决战》，共动用了炸弹3500个、TNT炸药160吨、黑白烟幕70吨、血浆100公斤、军用装甲车20辆、真坦克50辆、可炸汽车100辆、空包弹170多万发、真炮弹1万多发、假枪支6000支、刺刀6000把。“真枪实弹”的装备，造就了《大决战》逼真的场面效果。据杨振吉回忆，由于现场炸点众多，爆破场面大，他的衣服、镜头上经常蒙着厚厚的尘土。

情节真实，场面也必须逼真，这就需要幕后人员的保障。“有一次，拍摄一位战士滚雷区为后续部队扫清道路的场面。这个场面怎么拍呢？就是烟火师把炸药布置好，精确计算时间，当演员滚到雷区旁边、还未进入时，烟火师控制炸药爆炸，这样就能确保不会伤及演员。”说到这类场景时，杨振吉仍心有余悸，“虽然知道烟火师一定能做好，炸药也都精确控制了用量，但看着那个爆破的场景，还是会感到害怕。”

竭尽全力追求完美，领导人给予高度评价

对于在现场的剧组成员来说，“枪炮纷飞”的场面早就是家常便饭了，他们最关注的是如何最大限度地利用烟火、炸药的效果，拍出最好的画面。杨振吉作为随组摄影师，主要任务是为《大决战》拍摄官方宣传照、积累一手影像资料，在拍摄现场捕捉每一个动人的瞬间。在长期的观察中，杨振吉发现机枪在发射空包弹时，虽然不会有子弹射出，但在枪口会有一个漂亮的十字火花，非常能体现战争场面的质感。于是，他便让一位参与演出的战士演员打枪，自己蹲在枪口的正前方，拍摄下这个动人的画面。

《大决战》中的场景都力求真实，而变幻莫测的天气条件为拍摄带来麻烦。据杨振吉回忆，为拍摄《淮海战役》中一个下大雪的镜头，剧组派出一个小分队到哈尔滨等雪，一等就是两个月。此外，《大决战》中还有一个“冰河开冻”的经典镜头，也是剧组在黄河边苦候的成果：在陕北高原上，毛泽东举目眺望大好河山。镜头一转, 黄河冰凌开始颤动，一幅大地回春的壮美场景，正寓示着我军进入反攻的关键转折。

1991年，《大决战》3部6集拍摄完毕，经多位领导人审核后，《辽沈战役》《淮海战役》于1991年公映，《平津战役》于1992年公映。多位领导人在观看影片后，都给予了高度评价，认为影片“规模宏伟”，“很有气魄”，“既有深刻的思想内容，又有比较成功的艺术感染力，特定历史人物的分寸比较得当”，是相当成功的作品。邓先群曾向萧穆转述邓小平观看《大决战》后的评价，“片子拍得很好，还想再看，以后每年再看一遍”（萧穆《战争史诗〈大决战〉的创作和拍摄》）。在全国各地公映后，《大决战》赢得了广大观众的好评，取得了优异的票房成绩。

在中国电影史上，《大决战》是一部永恒的战争史诗，以影像记录了新中国成立前夕的峥嵘岁月。在新中国成立70周年之际，回顾《大决战》的诞生始末，再忆“三大战役”的伟大转折，正是对革命先烈的最好纪念。

（据《北京晚报》）

历时数年打磨剧本，聂荣臻详解平津战役

接到指示后，八一电影制片厂迅速组建了“三大战役”剧本组，投入到鸿篇巨制的筹备工作中。自1952年正式建厂起，八一电影制片厂就承载着军事宣传的任务，不论是军事教育纪录片，还是军事题材故事片，八一电影制片厂的演职人员与幕后人员都积累了丰富的经验。然而，即便是对于“身经百战”的八一电影制片厂来说，全面还原“三大战役”历史也是空前的挑战——仅就剧本写作这一环，就曾八易其稿，而参与剧本创作的成员除了八一电影制片厂的几位资深编剧外，还有著名作家徐怀中。

据萧穆回忆，编剧们在前期准备时阅读了五六千万字的文献资料，拜访了许多“三大战役”亲历者，考察了多处旧址，这才开始创作剧本。剧本初步完成后，八一电影制片厂举行了多次审稿会，应邀参与审稿的人员包括曾担任国民党高级军事将领的政协委员、曾在野战军工作并参加过“三大战役”的指挥员或艺术家、原在西柏坡总部工作和在北平地下党工作的共产党员。经过千锤百炼，最终形成了符合“三大战役”史实的剧本，奠定了《大决战》“文献性史诗性故事片”的基础（萧穆《战争史诗〈大决战〉的创作和拍摄》）。

1989年，《大决战》正式投入拍摄。开拍之际，总导演李俊率杨光远、蔡继渭、韦廉3位分导演拜访聂荣臻元帅。作为平津战役总前委之一，聂荣臻元帅详细介绍了“三大战役”的一些情况，对平津战役介绍得尤为详细，包括争取傅作义、保护古都等历史细节。聂荣臻元帅的详细讲解，对《大决战》的拍摄起到了很大的指导作用（袁成亮《电影〈大决战〉诞生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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