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塑我们的
如果说，激进革命曾使现代中国人的社会生活，呈现了二元化的断裂，一边到外间接受风暴的洗礼，一边还在家中保守最后的亲情，那么，这种革命的进一步发展，特别是在登峰造极的浩劫时期，就更加无情碾碎了家庭这个传统文化的最后细胞。骨肉之间的反目、父子之间的成仇、夫妻之间的离间，曾被当做“先进”的事迹，被大肆鼓励和高调宣扬。
作为残酷的报应，如今充盈到耳际的各种消息，无论是从公而言，还是就私而论，上至政经大事、下至家务小事，如果能看得透彻些，就全都凸显了家庭文化的败坏与缺失。这个最小的社会细胞，已不再能为创造性转化的进程，提供足够的文化支持。也只有到这时候，人们才有可能省悟到，把“传统”与“现代”截然对立起来，有多么短视与荒唐。
我们辛辛苦苦建造和维系的家庭，究竟应当传给后代什么
在改革开放的初期，中国的家庭虽已不是原样的传统社会单位，因为它们在“全能社会”中受到很大的削弱，然而它们在那个原始积累的阶段，仍起到了基本的经济纽带作用。在这种建筑于血缘上的社会单位内部，毕竟交易成本最小，而相互信赖最大。
然而，一旦亲密合作的收益来到了，那么由于家庭文化的残缺，事情就已经在走向反面了，而且还完全可以预见：从现在开始，在今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这种文化上的缺失，会形成更加尖锐的挑战。
各种各样的信息，向我们呈现出了这样的局面：所谓富二代、官二代等已经成为突出的社会问题，更不要讲，很快就还会有“富三代”、“官三代”的问题刺眼地凸显出来。一个家庭的起点越高，怎么反而对下一代的人格成长，构成了公认的和普遍的障碍？由此暴露了严重的社会病症。
这迫使我们去仔细思考：我们辛辛苦苦建造和维系的家庭，究竟应当传给后代什么？其实说来说去，也无非就是四种排列组合：
其一，除了赤贫，什么都不能传承给后代。如果是那样的话，情况当然会比较被动，因为孩子的起点会很低，什么都只能靠自己打拼，大获成功的几率相当微小，充其量是慢慢向上流动，给再下一代创造机会和充当阶梯。
其二，不过，也许人们未曾想到的是，相形之下或许更坏的反倒是，只传给后代以身外之物。这个起点看似颇高，身在其中者还会被认作幸运儿，然而，由于终点往往可怜或可悲，有时甚至比前一种的危险更大。对此，我们只要把分别来自中国和西方的两句谚语叠加起来，就可以看得很清楚：一方面是，“富不过三代”；另一方面则是，“当过帝王，方知当百姓之不易”！
更不要说，家族给后代留下了过多和过于笃定，也会让下一代无法获得基本的自由。法国哲学家萨特，基于其强调个体存在的现代意识，就曾非常独特地描绘出此类问题。他在小说《一个企业主的童年》中写道：
有一次散步回来，爸爸把吕西安抱在膝盖上，对他解释什么是头头。吕西安很想知道爸爸在工厂里是怎样和工人们讲话的，于是爸爸便告诉他应该怎么办，他的嗓音也完全变了。“我是不是也会成为一个头头？”吕西安问。“当然喽，我的小乖乖，正因如此我才把你带到这个世界上来。”“那我将指挥谁呢？”“我死以后，你将成为我工厂的老板，你将要指挥我的那些工人。”“可是他们也要死的。”“那你就指挥他们的孩子。你得学会让人服从和让人爱戴。”“我怎样才能让人爱戴呢，爸爸？”爸爸想了想说：“首先你必须记住他们每个人的名字。”吕西安深受感动。当工头莫雷尔的儿子来家里报告他父亲的两个手指被轧掉时，吕西安同他既严肃又和蔼地谈了话，两眼直盯着他的眼睛，并且直呼他莫雷尔。妈妈说她为自己有一个如此善良，如此富有同情心的儿子感到骄傲。
而研究萨特小说的学者，则就此分析道：
中篇小说《一个企业主的童年》涉及重大的哲学命题：人是什么？来到世上干什么？吕西安作为企业主的继承人，前程早已由家庭为他安排妥当。但他自己不清楚自己是谁，该怎样生活，怎样决定自己的命运。他年幼时，按照家人给“乖孩子”制定的行为规范而行动，让他感到与演戏没什么差别。进入少年时期，他开始探索自我：我是谁？经过长期努力，他摆脱了恋母情结、同性诱惑、胆怯怕事等，但始终无法为自己界定。他觉得真正的吕西安并不存在，只有一具白生生的、徬徨无主的行尸走肉。“我是什么呢？”勒莫尔当的评语也不合适。他说，吕西安到头来变得像“一块明胶状透明物”。（沈志明：《萨特文集·小说卷导言》）
更不要说，印度的拉吉夫·甘地和叙利亚的巴沙尔·阿萨德，原本都是志不在当这种“头头”的，他们一个当过飞行员，一个当过牙医，其实也都活得好好的。然而，终于都为了自己家族的使命，而勉为其难地背负起政治的责任，到头来作为短命的或不成功的政治家，上演了令人嘘唏的悲剧。
其三，相对而言，主要是向后代传授了文化素质，在这种情况下，他们虽然也要吃些苦头，但相比起来，却绝没有前者那么危险。比如：著名的绍兴周家、无锡钱家、义宁陈家，都主要是传递了这种家风。由此，在过去的历史中，就有了许多家学渊源的学者，他们在精神上相对富有，由此他们在人生的道路上，就有着更令人羡慕的起点。
在“文革”浩劫之余，我本人什么遗产都没有得到过，只承接了父母的文化或个性倾向，可在人生的道路上，只要社会开始允许向上流动，自己却并未因为这一点，而感到过多大的窘迫与限制。正因此，我才会在父母的碑文上，写下“先考才高，先妣德馨，铸我风骨，永锡祚胤”的字句。由此就更想起，林则徐当年的书房里，还曾挂着这么一副对联：“子孙若如我，留钱做什么？贤而多财，则损其志；子孙不如我，留钱做什么？愚而多财，益增其过。”——说得多好啊！
其四，同时铺垫出精神和物质基础，让后代在一个较为均衡的平台上，进行较为从容和宽广的发展。这个选项相对而言，肯定是最符合大多数家长的愿望，尽管即使做到了这些，也可能产生新的苦恼——特别是，一旦被上代看好的、视作家族使命的个人前景，并不为下代所认同的时候，那么过多的家业，或过于辉煌的家学渊源，反而会被视作负担或累赘。
只有在忧患意识起作用时，一个家族才有可能谈得上继续传承
坦白而言，即使把上述两种条件，全都努力地往下传递，也不会有永续的家业，那只是人们的善良愿望罢了。凡有成者必然有毁，就像个体的生命总会终结一样，任何家族的历史，也总会面对各种各样的偶然性，来打断其本身一厢情愿的、希望无穷延伸的进程。
曾国藩说过，商贾之家，勤俭者能延三四代；耕读之家，勤朴者能延五六代；孝友之家，则可以绵延十代八代。然而即使是十代八代，也仍属历史中的一个瞬间。
正是因为这样，在古今中外的作家笔下，从曹雪芹的《红楼梦》，到加西亚·马尔克斯的《百年孤独》，讲的都是诸如此类的惨烈故事。也正是出于这种悲剧的意识，那些数不清的红蚂蚁们，才会从马尔克斯的笔下，传来对于人类文明的一刻不停的剥蚀与吞噬声……
唯其如此，以往的孔府才曾独享过这样的珍贵骄傲：任何帝王家——无论秦皇汉武唐宗宋祖——都只能传承一个王朝，而不会享有永续的江山，唯独出了圣人的孔门，才堪称“万世一系”。只可惜，后来在西方的强烈碰撞下，竟然连孔门也被毁弃了。当然，看看最近来自民间的“国学热”，就会知道对于孔子的尊敬，仍然会不断地延续下去；倒是当年嚷嚷着要“批林批孔”的家族，其威望与名声反而岌岌可危，往往沦为公众的笑柄。
无论如何，只有在上述忧患意识还起作用时，一个家族才有可能谈得上继续传承。所以，孟子讲的“生于忧患，而死于安乐”，那绝对是至理名言——对于一个个人是这样，对于一个家族是这样，对于一个国家也是这样，甚至对于全体人类，也同样是这样。
在中国文明中，家庭的文化功能尤为重大
所有的文明都不约而同地把“家庭”这个基本社会组织，当做了最小的文化单位，并且基于这个最小的社会细胞，发展出了更为复杂的机构与形态。这显然反映出，建立在血缘基础上的家庭，至少在迄今为止的历史中，具有普适性的社会价值。也就是说，尽管也会有各种各样的变体，但是从宏观的视角来看，作为社会组织的家庭，却是经过了千百万年的试错，应着共通的人性与社会需要，而并无例外地逐渐创化出来的。
当然，在各自不同的人类学语境中，受特定路径依赖的制约，各个文明在不同时间阶段的家庭组织，又显示出相当的“同中之异”。尤其是在中国文明中，家庭的文化功能还尤为重大。因为，这个文明的主导性价值学说即儒学，曾经把家庭这个最小的社会单位，当成了培植与操演仁爱之心的最初场所，从而就当做了体现全部社会价值的基点。
为了强调这种基于家庭亲情的价值，儒家往往会告诫社会成员说，只要能“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那么，个人的善良天性就会自动得到启迪和滋养，而社会也就会自动得到和谐的生机。尽管后来历史的事实证明，情况并不如此简单，也还会有各种例外的情况发生，然而这种说法作为一种精巧的道德暗示，还是有效地制造出了人们的文化前理解。
这是中华文明得以赓续繁衍的关键！由此也就在数千年中，形成了非常丰富的家庭文化传统，表现为作为文明常态现象的“耕读传家”的世系、“富而好礼”的名门等。跟“五四”时代的偏激指责相反，有幸在这种正常文明环境中过活的人们，才是真正的有福了：他们在这样的安乐窝中，既操演了最为严整的礼仪，又体验了最为丰富的人情；由此他们的教育就最有保障，从而对自己的前途也最有把握。怪不得古人要说，“宁为太平犬，不做乱世人”！
值得注意的是，中国的教育方式通常总是成功的。孩子们不断长大，毫无困难地适应了家庭环境。他们早在少年时代就被纳入到对共同生活所应尽的义务中，对此他们也自愿接受。人们可能常常看到，那些自己几乎还走不太稳的孩子，却已经在照看比自己更小的兄弟姐妹了，从很小就已经在接替父母的某些工作了。家庭亲情就是这样自发产生的，可以说是崇高的，乃至在中国抒情诗中，除了像欧洲常见的那种爱情诗之外，还有表达深切而真挚的父子或兄弟之爱的诗歌，这种感情丝毫不亚于欧洲人至多对心上人才有的爱慕之情，整个生活中都充满了这种依恋之情。为了养家糊口，中国人不得已才到远方旅行，但他的心总是牵挂着自己的家庭和故乡。一旦挣到钱后，他便毫不耽搁地频频花钱买各种礼物寄回家。最后，当他攒够了养家的钱，便返回家乡，不管他去的是南洋群岛还是加利福尼亚，结果都一样。如果他在活着时未能回家，那么他至少会做好安排，让自己的遗体在故乡土地上得到一片小小的墓地。（卫礼贤：《中国人的生活智慧》，蒋锐译）
我曾访问过太湖中的半岛——东山，在那里见识了王鏊所传承的家风。此人生前号称“海内文章第一，山中宰相无双”，他作为普通官僚的后代，经由科举高中而入朝为官，却能在险象环生的明代政治中，急流勇退而荫佑子孙；甚至直到近世，这个东山王家仍因重视子孙的教育，退可以确保家族成员的知书达理，进可以跟科举制度去构成良性互动，从而保持着家族的绵延与兴旺。这绝对是需要大智慧的，只可惜此间所暗含的智慧内容，并没有得到很好的总结，不然我们至少还会保有更多的文化基点。
还必须提到，尽管那的确是“特殊主义”的，却又不可否认，中国文化的底气和厚度，大多都保藏在这些传统的世家中。出身于这样的家族，当然更会讲究地“穿衣吃饭”，不过这种“家学渊源”的教养，却更表现在对高雅文化的传承中。反之亦然，一旦荡平了这样的世家望族，自然会使社会更加平均化；然而在这种平均化的过程中，全社会最精致深厚的文化阶层，也会令人惋惜地化为乌有，使整个文明都趋于“粗鄙化”。
更加重要的是，从生存价值的角度来讲，儒家进一步认为，家庭和家族作为一个放大的、延续的自我，可以缓解和释放个体对于自身死亡的焦虑，而绝不会心存“我死后管它洪水滔天”的妄念。换句话说，只要基于骨肉基础的家庭还存在，那么，死亡所带来的人生有限性，就会得到一定程度的超越——哪怕这种超越仍然难免是有限的，但它仍会带来相当积极的文化成果。
儒学还非常有道理地认为，人生的快乐不仅在于个人，而且在于人际或人与人之间，于是当然也蕴含于家庭之中。所谓的“吾与点也”，所谓的“孔颜乐处”，都含有这个意味。所谓的“每逢佳节倍思亲”，也同样说明了这一点。反过来说，一旦失去了这种庇护的安乐窝，个人就会变成孤独的个体，罹患癌症的几率就会增加很多。
整个社会肌体的萎靡，实则是从家庭细胞开始衰弱的
只可惜，自从五四时期的文学革命以来，从重新解释的《红楼梦》，到膜拜西风的《家》《春》《秋》，由于受到西方个人主义思潮的冲击，中国社会中压倒性的意识形态，都是在申诉家庭、特别是大家族的负面效应。
由于这种最基层的社会细胞，已经受到了巨大的致命伤，中国人便误把所谓“易卜生主义”，当成代表先进文化的观念——从此以后，他们都开始变成失去高层价值理性控制的杨朱，就像中国老话所讽刺的，开始“一个人吃饱，一家人都不饿”了。
而此后的继续革命，则在不断去扩大这种破坏作用。哈佛大学社会学教授怀默霆，曾在《中国学术》杂志上发表文章认为，尽管同属于“五四”之后，但由于革命文化的进一步剥蚀，中国大陆的家庭规模与功能，就远比当今台湾的家庭规模与功能更差，尽管后者的现代化程度相形更高。
到了改革开放时期，不顾一切的独生子女政策，尽管可以使得经济数字显得好看，也使得自然生态的压力略微减缓，却在文化生态上造成了严重的影响——甚至，就连大量用来指称亲属的细致汉语词汇，都已经开始被淘汰了，而这原本是中国文化最精微的部分，就像法国人对红酒所拥有的精微的味觉。
可惜在实际上，没有家庭作为支撑的社会，没有亲情滋养的人际，将会祸害无穷。在当今的社会成员之间，已经失去了最基本的信任，这是大家公认的、触目惊心的事实。不过，也许大家还没有想到，整个社会肌体的这种萎靡，实则是从家庭细胞开始衰弱的。也就是说，只有基于反面的惨痛教训，来重新体会儒家的教诲，才会看破当今社会的困局。
儒家借家庭单位而施行的德性教育，其目标绝不是自私小人
如果基于上面的论述，那么沿着我本人的生活体验，也沿着儒家的思想原则，就首先应当从思想上澄清：对于家族文化的传承与创新，其所以要展开学术性研究，并不应当是出于自私的目的，哪怕这种自私的动机稍有扩大，是指若干个共享同一血缘的“自我”。
尽管往往被歪曲为“特殊主义”的，可儒家借家庭单位而施行的德性教育，其目标从来都指向谦谦君子，而绝不是自私小人。在这方面，应当重申我本人的下述论点：
“尽管在中西对比的框架下，曾被庸俗归约成‘家庭哲学’，然而说到底，儒学的眼界却决不固执于家庭。相反，《大学》中这个层层外推的同心圆，倒是最为昭然无疑地揭示出——在人格境界渐次拓宽的应然顺序中，家庭之于修身的意义，也会不断地有所转移：若能通过‘老吾老以及人之老’的外推过程，顺利获得对于较大共同体的关切，在家庭中焕发豢养的亲情，固然可以构成推动‘仁者爱人’的道德实践的心理动机；不过，要是因为什么缘故，不能把心胸顺利拓宽到更大的生命群体，那么即便是甚为儒家推重的孝悌之情，照样有可能反而成为人格成长的障碍。” （刘东：《个人认同与人格境界》）
再联系到我在美国爱默思学院（Ａｍｈｅｒｓｔ Ｃｏｌｌｅｇｅ）的亲身经验，又会发现即使在最典型的资本主义社会，也必须受到平权法案的平衡和制约。否则，由高昂教育成本所造成的艰难知识鸿沟以及由这种知识鸿沟所造成的巨大社会裂缝，就终将使人们一步步地滑向深渊。所以反讽的是，一旦坠入了这种玉石俱焚的总体灾难，那么即使是最自私的人也会深悔：他当年过于吝啬的自利行径，其实根本算不上是聪明的自保。
此外，保障相当程度的社会流动，也属于一个社会“是否文明”的标志。而在中国历史中，早在科举制形成的隋唐以后，门阀士族就飞入寻常百姓家了，那当然是符合人性的历史进步。在这个意义上，跟“五四”时期的胡乱批判相反，正由于对个人才能与努力的肯定，中国文明在所有的前现代社会中，才是社会流动性最大的、从而最贴近人性的文明。
可惜，到了如此暴富的今天，我们痛心地看到，来自农村和偏远地区的孩子，或者出身贫贱寒微的孩子，却反而越来越受其出身的制约了。这种在社会流动性的反向指标，绝对是在大开历史倒车，绝对有违人性的基本标准，也肯定会带来空前危险的灾难！
实际上，此中的真正关键，还并不在于在现实中是否存在着这种不平等，而在于从理论上能否坐视这种不平等。正因为这样，就必须提出非常诚坦的告诫：我们研究家庭和家族，是为了追求更高的公德和公共文化，而并非只是为了满足某个最小社会单位的自私之心。
当然，一定程度的自卫和自保，在任何时候都是必要的，那是人类个体生存的先决条件；然而又必须记住，恰恰是那种赤裸裸的自私，如果从长远的观点来看，反而是最不能自卫和自保的。正如庄子所说——“大知闲闲，小知间间；大言炎炎，小言詹詹。”（《庄子内篇：齐物论》）
早在１９２１年，英国哲学家罗素就曾对他的中国听众说过：
中国人的爱家心是强烈的，爱国心却是淡薄的。所以，政治社会方都陷于沉痼的状态之中。我以为中国最紧急地需要的，是自动的爱国心之发展，发展于受过教育而且足为人民表率者中，尤为紧要。……假如你们欲保持你们的独立，必须把那对于家族的爱忱，移到国家上面去。家族的团体太狭，不足以适应现代的需要。一个种族，若只图扶助家族，像中国人扶助得那般热烈，那么，就不能发达对于公共事业上的忠诚和热心。近代的国民，不能发达这种忠诚和热心，是难望兴旺的。（姜继为 编：《哲学盛宴：罗素在华十大讲演》）
无论你自己的家庭怎么重要，它的内涵也不能无限地膨胀
由此而辩证地看，“家族传承”这样一个念头，既可以是很有社会责任感的，也可以是全无责任感的，既可以是纯属自私的行为，也可以是出于公心的活动。也就是说，人们完全有可能在谨慎的平衡与制约之下，在一个合理的限度之内，像小心翼翼地维护其他必要的社会单位如社群、民族一样，去充满爱心地来呵护作为基本社会单位的家庭。
此中关键就在于，一定要让家庭这个社会单位，跟其他的社会单位，保持一种良性的互动、平衡和比例，从而既保证自己家庭的和谐，又保证整个社会的和谐。在这个意义上，就可以跟着再发挥一句：其实“家族传承”这样的想法，既可以是很有文化意蕴的，也可以是毫无文化可言的。
而社会所希望达到的“和谐”，也绝不是建立在噤口不言上，而是要建立在社会成员的诚心“互馈”上。我们的先人早就看到了这些，因为那几乎可以算是一种社会“本能”：
曾子曰：“敢问何谓七教？”孔子曰：“上敬老则下益孝，上尊齿则下益悌，上乐施则下益宽，上亲贤则下择友，上好德则下不隐，上恶贪则下耻争，上廉让则下耻节，此之谓七教。七教者，治民之本也。政教定则本正也。凡上者民之表也，表正则何物不正。是故人君先立人于己，然后大夫忠而士信，民敦俗璞，男悫而女贞。六者教之致也，布诸天下四方而不窕，纳诸寻常之室而不塞，等之以礼，立之以义，行之以顺，则民之弃恶如汤之灌雪焉。”
夫温良者，仁之本也；慎敬者，仁之地也；宽裕者，仁之作也；逊接者，仁之能也；礼节者，仁之貌也；言谈者，仁之文也；歌乐者，仁之和也；分散者，仁之施也。儒皆兼而有之，犹且不敢言仁也。其尊让有如此者。
公曰：“何谓贤人？”孔子曰：“所谓贤人者，德不逾闲，行中规绳，言足以法于天下而不伤于身，道足以化于百姓而不伤于本。富则天下无宛财，施则天下不病贫。此则贤者也。”（《孔子家语》）
必须记得，尽管家庭是最基本的社会单位，可它又是最微小的社会单位。正因为这样，无论你自己的家庭怎么重要，它的内涵也不能无限地膨胀。如果某个家庭盖过了社群，就使得社群里的其他姓氏，乃至出了五服的本姓后裔，都成为事实上的“家奴”；进一步说，如果某个家庭盖过了国家，则国家就沦为“家天下”，就成了专制主义的代名词。
更进一步说，我们就此所付出的心力，还不光要维持人与人之间的和谐，包括家庭与家庭之间的和谐，还要让我们的家庭，去协同其他的社会细胞，一起维持它们跟自然之间的和谐——而这就要涉及晚近兴起的动物伦理和生态伦理了！也就是说，即使在家庭这个最小的社会单位，也必须具备“民吾同胞，物吾与也”的道心，也必须培育“廓然大公”的德性。
唯其如此，对于家族文化的重新与重建，才是符合时代潮流的，才谈得上是从社会细胞的水平上，最终恢复和强化固有的文明肌体，从而让我们的社会，重新步入良性和永续的发展轨道。
最后，还想再来发挥这样的畅想：作为传统文化的有机部分，一旦中国独特的家庭文化，能够创造性地重建与发挥，那么就存在这样的可能：它无论作为生活单位，还是作为生产单位，无论是作为血缘关系，还是作为协作企业，都有可能在现代性的激发下，焕发出新的制度灵活性，从而创造出迥然不同于当今华尔街的中国企业文化。也就是说，它也许会不再鼓励短期行为，从而更加注重长线投资和珍惜宝贵资源，它也许会不再产生纯粹的食利者阶层，从而号召共同操劳、坚守和承当，从而真正走出一条中国自己的、独具特色的企业文化之路来。
果然能做到这些，则我们将要进行的家庭文化研究，便无论怎么去高度评价，也都并不过分。
（据《中国青年报》刘东／文 作者系清华大学教授、国学研究院副院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