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 文
当车一上北新桥，即看到一片朱红宫墙的巨大建筑，满目黄色的琉璃瓦，在碧空的映衬下，被阳光涂上了神秘、悠远的色彩。我蓦地意识到，这就是景慕已久的雍和宫的真容了，在整个清代历史上，这里曾经是雍亲王府，“潜龙邸”，却也是清宫内务府粘杆处的总机关所在地，后来自乾隆一朝改为喇嘛庙，堪称京城内藏传佛教寺庙之冠。
香火一直颇为鼎盛，是不可或缺的古文化遗存。院中辇道上肃立着百余棵银杏树，高大浓密，在这秋深冬初的时节，弥漫着一种通天彻地的金黄色，灿若烟霞、云锦，把人完全融入浑金璞玉的氛围中，不免恍然有些悠忽迷离，不知置身何处，而脚步到处都是大自然无私馈赠的艺术品。
小说家史铁生的旧居就在雍和宫西隔墙，位于雍和宫大街26号。他和家人早年住在北京林业学院的宿舍，中间一度搬到北新桥的前永康胡同，后来才住进雍和宫大街26号的老四合院。我在这个冬日的午后踏上这条饶有古韵的大街，看到除了游人如织外，还有一对小情侣穿着明艳的清朝服饰，站在高大的宫墙下拍照留念；往南数步，我就找到了26号这个门牌，在阳光温润的斜照下，我在旧居院落的门口左右瞻顾了良久，这是一个典型的小四合院门楼，青灰色的屋瓦和瓦当，简易的鸱吻，赤红的大门上端有两个门簪，门上嵌着新制的铜铺首，与雍和宫周边的建筑是和谐同构的，应该是近年统一组织修饰的。走入院里，一位和善的老太太正静坐在那里晒太阳，当得知来意后，她说史家已经没有人在这住了，并指指进院左边的第一间房，说这两间平房就是。我绕着房子转了几周，感觉面积很小，也很有年代感了。史铁生先生住的那间估计不超过十平方米，后面窗户小得几乎不能透风，整个院子都很逼仄，完全舒展不开，是平民居住的普通大杂院。
但毫无疑问，这里却是文学的圣地。他正是在这里开始发表作品，步入文坛，也是在这除了床和写字台，仅够轮椅转个弯的蜗居中，写出了《我遥远的清平湾》《我与地坛》《务虚笔记》等一系列经典之作。这个小小的院落，曾经来过铁凝、王安忆、莫言、余华、苏童、马未都等大家，可以说几乎占据了中国当代文学和文化界的半壁江山。
邻居老太太至今还记得，在这小小的空间里，常是高朋满座，听说有记者、编辑、文学家、旧日同学，甚至有慕名而来的探访者，总是把小屋挤得满满的。在这强大气场的助力下，房间虽小，门口窗台上的盆栽却种得很水灵，极有生命力，让人一见而生欢喜心。在午后阳光的光影幻化里，我叩问起对史铁生先生在世时的观感和印象。“这孩子打小就特仁义”，邻居老太太脸上浮起赞誉的神情，眼角的皱纹也由此展开了。她讲述起史铁生从小就十分疼爱妹妹，在东城跑了很远的路，东寻西觅捡了十几块牙膏皮，然后卖了买成冰棒。自己抿着小嘴，舍不得吃，回家递到妹妹铁兰手里，妹妹当时就高兴得手舞足蹈。
我最早读到他的作品，大概是在八十年代，这篇小说的名字就是《我遥远的清平湾》，把知青的插队生活写得很温情，似如歌的行板。在小说的外壳下面，流淌和隐藏的是诗性，陕北农民的淳朴、善良，跃然纸上。其民风民俗也颇有意趣，民歌这种没有完全塑型的山野乡间艺术，有着灵动、鲜活，可以说是十分接地气的生命力。当然，我印象比较深刻的，还有作为一名资深的“牛把式”，他在小说的开篇第一行文字，就说到了我的家乡南阳知名的黄牛，“北方的黄牛一般分为蒙古牛和华北牛。华北牛中要数秦川牛和南阳牛最好，个儿大，肩峰很高，劲儿足。”他的短篇小说《命若琴弦》，我读后也深受撼动。美国作家纳博科夫说，“聪明的读者在欣赏一部天才之作的时候，不只是用心灵，也不全是脑筋，而是用脊椎骨去读的”，《命若琴弦》即是一部让人通读之后，会感到尾骨、脊背隐隐发凉的作品。他在小说中塑造的“兰秀儿”这个女性角色，天真烂漫，写得非常可爱，又和《我遥远的清平湾》里的“留小儿”一样有灵气，一样的纯洁，对外面的世界充满好奇心，总令人联想到沈从文笔下《边城》中的“翠翠”，和汪曾祺《受戒》里的“小英子”。
对一名真正的作家、艺术家而言，或许正如《苦难的历程》的作者阿·托尔斯泰所说的，必须要“在清水里洗三次，在碱水里煮三次，在盐水里腌三次”，才能真正强大起来，历尽人生的急流险滩，甚或至痛至哀之事，才能锻造出坚卓不屈的灵魂，以超拔的精神和悲悯之心去洞察世界和众生，从苦难里看到救赎之光。这也正是王国维在《人间词话》中说的“天以百凶成就一词人”，太史公司马迁的“文王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赋《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所传达的至理真义。史铁生先生的人生遭际是充满苦难的，但他和俄罗斯作家陀思妥耶夫斯基一样，没有被深重的苦难压倒，一生向阳，逆境生长，这反倒更增加了其作品的沧桑厚重感、深刻性及感染力，迸射出思想和人性的光芒。就这个意义而言，诗人不幸家国幸，这种苦难是有价值的。但有人说，正是因为残疾，造就了史铁生。这一说法想来是不够允当的，对于这个圣洁的灵魂来说，是决不向命运低头的坚定意志品质，是用生命为自己的文字做注解，是精神的大我遮蔽、超越了生活中的小我，才真正玉成了他。②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