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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国必须强国防,强军必须强军工。”
国家国防科技工业局局长许达哲的这番感慨,已经是中国军工人的共识。而其背后,蕴含的是中国近代史,尤其是抗日战争的惨痛记忆。
原兵器工业部直属机关党委副书记、92岁的新四军老战士樊明辅说,那时候很多战斗都要“拿人拼”。
汪伪政权的一本杂志中曾说,八路军战士“见到了对方的机关枪,那可红了眼,不管火力多么硬,不管火网多么紧,他们常硬着头皮冲上去……”
>>>混乱
全国抗战爆发前,中国的轻武器生产体系已基本建成,但军工整体水平仍远逊于世界。
当时,中国在杭州和南昌拥有两个飞机制造厂,但只能组装少量的飞机,大部分部件靠进口。同期,日本则拥有多款自主研发的战斗机和攻击机。
海军装备方面,日本的实力仅次于美国和英国,中国海军的总排水量只有日本的三十分之一。虽然中国一度从德国购买各种武器装备,但随着1938年2月希特勒禁止对华出售武器,中国军队的德式装备再也无法得到有效补给。
不仅如此,中国近代军事工业长期处于分散状态,造成全国武器制式严重不统一。
在山西,阎锡山创办了太原兵工厂。在沈阳,张作霖创建了奉天兵工厂。这两个兵工厂的产品自成体系,一些装备在引进后又被改造,加重了制式的混乱。比如,奉天兵工厂生产的重机枪是仿制的日本枪械,但加长了枪身,其他兵工厂即便有同款重机枪,也无法通用,零件亦不能互换。太原兵工厂的“晋阳炮”虽然性能不错,但其他兵工厂生产的炮弹却不能用。
《中国近代兵工史》作者曾祥颖说,当时中国枪械有多种口径,虽然政府要求各厂都用6.8毫米的口径,但命令形同虚设。1932年至1936年,“中国的兵器同世界水平的差距至少是半个世纪。”曾祥颖说。
>>>搬迁
1937年11月8日,太原失守。太原失守前,太原兵工厂就遭到了敌机的轰炸。危急之中,阎锡山下令工厂搬迁。当时,厂里的精密设备和重要原材料,从陆路、铁路向南运。搬不走的设备,则予以掩埋。还有来不及处理的3500件设备,全部被日军拆卸,陆续运回了日本,仅剩下12部圆车。
太原兵工厂的部分工人带着少数设备,一路南撤,最远的到达四川广元。但沿途建立的几个工厂规模都不大,只能生产步枪、机枪和手榴弹等武器,曾经以生产“晋阳炮”而闻名的太原兵工厂,彻底失去了生产重型武器的能力。
此时,在上海,抗战前中国最大的造船企业,创建于1865年的江南造船厂(当时叫江南造船所)已经被日军控制。
在南京,金陵兵工厂的厂长李承干心急如焚——如果该厂再被日军夺走,抗战的武器装备更加堪忧。搬迁从1937年11月16日开始。当时,日军即将兵临南京城下。
但4000多吨物资要完好无损地运走,在那个年代极为困难。南京已经十分危急,人们纷纷逃离,中华门火车站的车皮极度紧张,火车站站长说兵工厂的要求无法满足。
有将军军衔的李承干命令车站,必须保证金陵兵工厂的物资在规定时间内运走,“否则我要到军事法庭去告你们。”
同样重要的是水路运输,金陵兵工厂正好位于秦淮河岸边,厂门外就有一个专用的货运码头。在拥挤慌乱的人群中,金陵兵工厂的设备出发了。这一路走得异常惊险,敌机在上空盘旋轰炸,船上秩序又很混乱。曾有官员在船上装了很多家具,李承干叫工人把家具掀下江去。
随着战事进展,当时的巩县兵工厂与汉阳兵工厂等一批重要厂家,被中国政府命令迅速内迁。迁到重庆的众多兵工厂,沿嘉陵江分布开来,形成了较为完善的分工合作体系。
今天重庆周边的大山中,有不少是当时人工修建的山洞车间。其中一个厂抗战期间生产枪弹接近6亿发,是战时大后方规模最大的枪弹生产基地。
>>>小老板建兵工厂
在遥远的大西北,中国共产党治下的军工事业也迈开了新的步子。
1938年春天,一个叫沈鸿的、布店学徒出身的五金厂老板到达延安,他被分配到茶坊兵工厂工作。这时的茶坊兵工厂主要修理枪械,自行生产的武器也就是手榴弹和地雷。沈鸿带来的10部机床和7名技术工人,因此显得格外珍贵。
1938年春天,一个叫钱志道的人来拜访沈鸿。毕业于浙江大学化学系的钱志道,曾在军工部门研究防化武器。钱志道到延安后,领导就叫他筹建火炸药工厂。做防化武器的他,没有研制过火炸药。他最大的难题是没有机器设备,于是找到沈鸿。沈鸿答应帮钱志道做机器。钱志道根据自己的化学知识,提出设备需求,简单画草图,沈鸿拿着草图再去研究。用了两年时间,陕甘宁边区的第一家化学厂筹建成功了。
1938年,八路军开辟了新的敌后抗日根据地,各部队的军工系统也就此铺开。在延安安塞县温家沟村的旧窑洞当时叫陕甘宁边区机器厂第2厂,人们习惯叫它温家沟兵工厂。当年,工厂负责人刘贵福就在这里造出了“无名式”马步枪。“无名式”马步枪的外形有点奇特,枪管短,近似马枪,但实际上是一款步枪。它是中国最早自主设计制造的步枪之一,也是世界步枪“轻型化”的先例。
当年的“五一”国际劳动节,中共中央在延安桥儿沟大礼堂举办陕甘宁边区第一届工业展览会。在展览会上,“无名式”马步枪特别吸引眼球。最后,它荣获甲等产品奖。
>>>黄崖洞
1938年9月,八路军总部曾在太行山西麓的韩庄村组建了八路军总部修械所,但是屡遭日军侵扰。
1939年6月,黄崖洞兵工厂正式开工兴建。85岁的八路军兵工厂老战士李宗先记得,存放材料的石洞有74米深,40米宽,25米高,不爬梯子上不去。最多的时候,黄崖洞兵工厂有700多人,刘贵福担任副厂长。一度,黄崖洞兵工厂拥有40多部机器设备,最高年产武器量可装备16个团。
刚上任的八路军军工部部长刘鼎告诉刘贵福一件往事,当年在苏联留学期间,刘伯承曾跟他说,西方的步枪为了加大射程,枪管笨重,后坐力大,并不适合中国人使用。
刘贵福的儿子刘国梁记得父亲曾说,刘伯承主张,只要能打200米,能打准就不错,步枪要轻巧。因为之前有制造“无名式”马步枪的经验,刘贵福和同事们用了两个月时间,就研制出一种重3.6公斤、口径7.9毫米的新步枪。
《刘鼎传》作者、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研究员吴殿尧说,刘鼎曾回忆,他把样枪送到八路军总部后,彭德怀、徐向前、邓小平都夸这武器。因为它长度不长,还有刺刀,刺刀还能扳回来,还带棱,刺完之后血能放出来,“能自己造出武器了,这是我们党的军队历史上没有的。”彭德怀特意弄了4个菜,招待刘鼎。这一天正好是8月1日,兴奋不已的彭德怀说,就把这枪叫“八一式”马步枪吧。这是后来的“八一杠”的来源。
>>>后悔多打了子弹
1941年,敌后抗战进入最困难的时期。八路军和新四军的重武器本来就非常少,步枪也做不到人手一支,多年战争下来,这些枪支已经老化,战斗性能非常差。
雪上加霜的是,敌后兵工厂在“扫荡”和“清乡”中,被迫化整为零,生产能力急剧下降。不少技术工人在突围中牺牲,兵工厂不得不从民间招募手工业者来补充队伍。
敌后军工事业一夜间又退回到原点。
与枪械不足相比,更严重的问题是缺少子弹。92岁的新四军兵工厂老战士陈光中记得,自己一直背着15发子弹,有一次,一场战斗下来,“我打了3发子弹,回来挺后悔,我说我多打了子弹”。如同歌里所唱“每一颗子弹消灭一个敌人”。
新中国建立后,当年黄崖洞兵工厂一部分人员来到南京。原来的金陵兵工厂旧址上,再次矗立起新中国重要的军工生产基地。当年太原兵工厂旧址上,如今是一座新型的军工企业,这里曾生产出新中国第一门76毫米加农炮,2008年奥运会的礼炮也由他们生产。
江南造船厂一直以舰船生产为主业,新中国第一艘潜艇、第一艘护卫舰、第一艘新型导弹驱逐舰都在这里诞生。①3
摘自《瞭望东方周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