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屠呦呦传》编写组

每次都颇为“陌生”的母女相会，也让屠呦呦暗暗怀疑过自己当初的选择。多年过后，她依然会有些懊悔地说：“孩子长大后，甚至一度不想回到北京和我们一起生活。”

当初的选择，在现在看起来有些不近人情，对于如今家中摆满女儿和外孙女照片的屠呦呦和李廷钊而言，这是情非得已，是那个年代的人都理解的无奈选择。

1959年，参加工作4年后，屠呦呦成为卫生部组织的“中医研究院西医离职学习中医班第三期”学员，开始系统地学习中医药知识。

对于屠呦呦而言，这也为她之后在中医药中寻得灵感，继而发现青蒿素埋下了伏笔。

在20世纪50—60年代的中国医药界，中医学习西医已形成风气。1954年，毛泽东主席高瞻远瞩向全国卫生系统发出“西医学习中医”的号召，主张中西医结合，其主旨是取中医和西医之长，创造一个既高于中医，又高于西医的新医学，为建设新中国服务。为此，毛泽东作出了全面而深刻的指示：“今后最重要的是首先要西医学中医。”并提出了一些具体的改进措施：要抽调100名至200名医科大学或医学院的毕业生交给有名的中医，去学他们的临床经验，而学习就应当抱着虚心的态度。西医学习中医是光荣的，因为经过学习、教育、提高，就可以把中西医界限取消，成为中国真正统一的医学，以贡献于世界。

对当时的中国医学界而言，“西医学习中医”的提法，并不似今天这么司空见惯。

新中国成立前后，全国卫生形势非常严峻：疫病丛生，缺医少药，医疗卫生条件非常落后。当时全国西医仅有两万多人，中医虽有几十万人，但却不能正常发挥作用。

当时，中医药“有劲使不出”的原因在于，新中国成立初期公布的《中医师暂行条例》、《中医师暂行条例施行细则》《医师、中医师、牙医师、药师考试暂行办法》等中医药管理文件，规定了一些脱离实际、颇为苛刻的办法。如此导致的结果之一就是：1953年，全国92个大中城市和165个县登记、审查合格的中医只有1.4万多人。山西省运城专区18个县，竟没有一名合格中医。天津市中医水平在当时是比较高的，但参加考试的530多个中医只有55个合格。江西省卫生厅1950年和1951年先后进行了两次全省中医师登记审查换发执照工作，总登记人数为8728人，而被承认为正式中医师的仅424人，审定为临时中医师的3648人，其余实际上被取消了行医资格。1950年曾将审查不合格的1355人通知由专署考试，由于没有充分考虑许多中医提出的“缓期考试”的要求，结果报考者仅727人，有327人没有通过，这更引起一些中医的不满。

1956年8月24日，毛泽东主席接见参加第一届全国音乐周的代表，并同中国音乐家协会负责人谈话。这次谈话，毛泽东深刻地论述了“中国化”何以必要的道理，“中西医结合”则多次成为他进行阐述时的例子，他指出：“如果先学了西医，先学了解剖学、药物学等等，再来研究中医、中药，是可以快一点把中国的东西搞好的。”“要把根本道理讲清楚：基本原理，西洋的也要学。解剖刀一定要用中国式的，讲不通。就医学来说，要以西方的近代科学来研究中国的传统医学的规律，发展中国的新医学。”“你们是‘西医’，但是要中国化，要学到一套以后来研究中国的东西，把学的东西中国化。”“应该学习外国的长处，来整理中国的，创造出中国自己的、有独特的民族风格的东西。这样道理才能讲通，也才不会丧失民族信心。”

至此，毛泽东主席已逐渐清晰完整地表达了他关于“中西医结合”思想的思考：通过西医学习中医，中医学习现代科学技术，中西医学密切合作，应用现代科学技术继承和发扬祖国医学遗产，从而走出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新医药学发展之路。

下期请看：毛泽东深刻地论述了“中国化”何以必要的道理⑦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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