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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处理垃圾趣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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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5月22日 星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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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处理垃圾趣闻
稿件来源:南阳晚报*南阳网
清末民初北京的拾粪人
清末民初北京的粪车

数千年来,人们围绕着垃圾处理,发生了诸多故事。回首几千年的历史,或许在了解这些故事的同时,也能为当今人们正确处理垃圾,甚至改变不良的生活习惯提供借鉴。

隋代 因垃圾多而新建都城

在古代,虽然没有如今种类繁多的垃圾,但历朝历代都会制定严格的规章制度,加强对垃圾的管理。

隋代时,长安城逐渐呈现出国际性大都市的气象,在隋文帝开皇之治时,长安城里住着数十万人,每天必然会产生很多生活垃圾和人畜代谢物。

史料记载,不少老百姓把生活垃圾全部倾倒在门口,日积月累,部分街道比两边房屋高一丈多;有的老百姓挖掘大土坑掩埋垃圾,任由它们壅滞地下,腐烂分解,结果产生大量硝酸盐之类的毒素,溶于水并下渗,导致地下水由此变得咸苦,不可食用。

为了摆脱已污染的水源区,开皇二年(582年),隋文帝杨坚在汉长安城东南部龙首原的南坡(在今西安城及城东、城南、城西一带),花了9个月时间,新建了大兴城(隋文帝在北周时被封为大兴公)。同时,挖掘龙首渠、永安渠、清明渠,并引浐水、皂水、潏水入城,以解决城区用水问题。

唐代

巧妙处理垃圾而致富

尽管城市里大多数人受困于垃圾之苦,但还是有极少数人,在成堆的垃圾中发现了无限商机。其中唐代的罗会、裴明礼和窦乂(yì)等人就是通过垃圾而致富的代表。

据史料记载,生活于唐初的罗会,通过收集长安城里人畜的粪便,向郊外农民出售而发家致富。当时,一位叫陆景阳的文人到其家做客,发现罗家房屋豪华富丽,家眷服饰打扮十分得体,屏风、毡褥等奢侈品一应俱全。陆景阳十分诧异,问:“先生生活如此富裕安乐,为何还用从事这种肮脏污秽的工作?”罗会回答说:“怎奈虽家财万贯,也不能坐吃山空。一旦歇业,家道将衰。”

另外一位靠垃圾致富的是《太平广记》里记载的裴明礼。裴明礼,河东(今山西)人,其做生意的诀窍是“收人间所弃物,积而鬻之”,换言之,他就是通过低价收来垃圾进行分类整理,再卖给百姓,几年之后,便拥有万贯家财。

有了一定本钱之后,裴明礼在长安城金光门外,以十分便宜的价格买下一块满是瓦砾的荒地。为了清除荒地上的瓦砾,裴明礼想了一个巧妙的办法:在荒地附近竖起一根高高的木杆,木杆上悬挂一个大竹筐,他让人们捡地上的瓦砾投掷竹筐,投中者给予一定的奖励。没过多久,地里的瓦砾就被捡干净了。瓦砾没了,青草也就顺势而起,长得郁郁葱葱。裴明礼又招募牧羊者,让他们都来这片草地放牧。于是草地很快挤满羊群。羊群多了,羊粪尿自然也就多了。慢慢地,土地有了肥力。就这样,一块无人问津的荒芜土地,在他手中变为沃土。

最后,裴明礼雇人用牛马犁耕该土地,种上各种果树,并套种蔬菜和花卉,与此同时,他还在其中放养蜂蜜,收入不菲。裴明礼的这个做法,很多年后给另一个大商人以启发。这人就是窦乂。窦乂的几位姑妈都是国戚,伯父是检校工部尚书兼闲廐使、宫苑使。

窦乂13岁那年,其亲戚张敬立从安州(今河北安新县)卸任回到长安时带来礼物,窦乂得到的是一双太大而无法穿的鞋。他并未沮丧,拜谢张敬立之后,拿到长安西市卖了500文钱。窦乂用这500文钱到铁匠铺买了两把铁锸,扫聚了一斛榆钱种子,然后来到伯父管理的祠堂内,在祠堂后院的荒地上用铁锸开荒,并整理了四五十条土垄。他将这些榆钱种子种在土垄上,后来长出不少榆树苗。第二年秋天,他砍下部分榆树,把榆树枝挑到柴火市场去卖。此后连续几年,都卖树枝。第五年,他砍下较粗的榆树,卖给别人做屋椽、造车,大赚了一笔,这也成为窦乂的“第一桶金”。

此后的窦乂开始涉足房地产开发。其中最令人津津乐道的是“窦乂买坑”的故事。据记载,长安西市坪行南边,有十余亩地势低洼的土地,这里是酒楼饭馆污水汇聚之所,窦乂用很低的价格把它买下来。他在该地中间竖一根木杆,其上挂了一面旗幡,其周边设立六七个小摊位,用来作煎饼、小团子等吃食。他招募孩子们来这里投掷瓦砾,凡是打中旗幡的,便奖励煎饼、团子。不到一个月,长安城内的儿童争相而来,投掷的瓦砾填满了这块低洼地。窦乂便在这十余亩土地上建造了二十多间店铺,因为周边都是酒楼饭馆,店面全部租赁出去了,每天可收几千钱租金。这个地方后来得名“窦家店”,成了繁华市区。

明清

城市垃圾迅速回收

到宋代后,垃圾处理就更加规范。北宋初年,宋太宗设置了城市管理机构——街道司。街道司设有勾当官(类似街道司的领导)二员,下辖500名士兵,穿青衫,配备鞭子木棒,其职责就是修治街道、打扫卫生、管理交通等。由于京城“万街千巷,皆尽繁盛浩闹”,街道司“工作甚众,事任非轻”,500名士兵也不够用,因此,街道司又招聘了一部分杂役,“招置少壮堪充功役之人,所有请受例物,乞行支给”,这些人也会发给薪酬。

明代沿袭了宋代的垃圾管理制度。曾在中国生活数十年的传教士曾德昭记载,明朝的城市和乡村间,已经形成了完备的产业链,不但耕作所需要的各种粪便,有专门的人员从城市里回收,然后运载到乡村里出售,甚至各种城市生活垃圾都有专门人员回收,哪怕“扔到街上的破布”,都会被迅速回收。

到了清代,城市卫生状况似乎并不太好。尽管清代时,将唐律中的“其穿垣出秽污者,杖六十”,改成了笞四十,但执行起来效果并未好转。人们还是直接把家里的垃圾扫到路上,最后导致城市路面比两旁的房子还高。

当时,为了防止代谢物随意倾倒到街道上,杭州城建起了一些露天公共厕所。但其臭秽不堪,不可靠近,在炎热季节,更是恶臭弥漫。“粪头”、“屎阀”们把公共厕所当成财源,卖给郊区百姓作农家肥,却鲜有环保措施。以至于上公共厕所成了杭州城的一个麻烦事:一到早晨,要上厕所的杭州人就如同在火车站排队买票般,排很长的队。

虽然当时苏州、杭州成立了警务公所,下辖总务课、行动课、司法课和卫生课等。卫生课主要职责就有清理街道、修补厕所、管理水井等,只不过官方警务公所卫生课的不作为,才导致此种局面。

鉴于此,苏杭商会开始进行社会自治,以解决公共卫生问题。两地的一些街道纷纷成立了自治团体——市民公社。公社接受苏州商会的领导,受其保护,活动经费则自行筹措解决。经过多方面的努力,最终两个城市的卫生状况得以缓解。

清末,北京城的卫生状况明显改观。其中最明显变化是北京城的各条街道开始大量修建厕所,并对随意便溺的现象加强了管制。而且,当时也设置了专门的车辆和人员回收粪便,他们当时以摇铃为号,提醒老百姓。《京华百二竹枝词》曾记载:“粪盈墙侧土盈街,当日难将两眼开。厕所已修容便溺,摇铃又见秽车来。”③6摘编自《北京晚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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