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接A1版）随后，双方就赔偿标准僵持不下。“律师服务团”介入后耐心地给死者家属讲清楚相关法律问题，最终，双方以26万元赔偿金达成协议。“如果走诉讼程序，我们两家不知道还要僵持多久。”夏某说，这下我们两家矛盾纠纷处理得干净利落。

五里堡街道党工委书记王明东告诉记者：“像这样的矛盾纠纷我们街道每年都要发生10多起，化解起来很棘手，稍不注意就可能影响基层稳定，‘律师服务团’来帮助化解，真是帮了我们大忙”。

截至目前，宛城区“律师服务团”已协助各乡镇（街道）党委、政府办理重大事项98件，接受当地群众法律咨询13600余人次，调解各类矛盾纠纷803件，协助困难群众办理法律援助267件，引导信访群众走法律诉讼渠道案件124件，预防“民转刑”案件78起。

律师姿态转变，找到发展“新大陆”。“年轻律师对‘律师服务团’热情更高，他们在化解矛盾纠纷过程中受锻炼、提升快，在待人接物、处理问题技巧等方面进步很大。”五里堡街道律师服务团团长张晓乾说，年轻律师虽然理论基础丰厚，但阅历不足，“律师服务团”模式为他们提供了实践平台。

扬长补短

充分调动律师积极性

实践中“律师服务团”持续发挥作用还需“三驾马车”支持——制度亟待完善、信息化硬件设施有待提升、党员作用需进一步发挥。

广东耀中律师事务所律师余鑫评价河南南阳“律师服务团”模式时说，该模式给了当地老百姓“公正说理”的“靠山”，群众之间的纠纷如宅基地纠纷、赡养纠纷等，通过律师“中立”调解基本可以解决。如果群众和政府之间有了纠纷，律师就很难中立，因为“律师服务团”中的律师都是在政法委、司法行政等政府部门组织管理中展开工作的。所以，政府部门需要进一步强化制度保障，给予律师更多的“中立感”，也让群众更加感受到公平正义。

采访中，一些政法干部建议，还应更有效发挥律师直接介入重大矛盾并及时为党委、政府提供法律建议的职能。

李松告诉记者，当下律师和民众之间衔接主要靠“联络员”（村、街道干部），政法委将充分运用“互联网+”，借助综治中心相关信息平台，在律师介入解决较大“疑难杂症”时，帮助他们及时了解矛盾症结。

“同时，我们发现做得好的村和街道，都充分发挥了党员和相关干部的作用，以后将继续加强基层党组织的战斗堡垒作用，广大党员干部要加大对‘律师服务团’工作的保障和支持力度。”李松说。③10

（新华社郑州4月5日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