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晓枫 著

  作为张艺谋的文学策划，本书作者记录了她与张艺谋一起经历的真实事件。除了劲爆的内容爆料，作者将张艺谋的工作、家庭、事业、兄弟、朋友、恋人一一梳理、描述，并给出她心中的答案：一个她眼中的张艺谋，一个在宿命中沉浮的张艺谋。

  从某种程度上说，张艺谋靠零敲碎打来挣钱，包括被人诟病的铁道部广告，也曾是他重要的一笔经济来源。尽管他被蓄意谣传为勾结铁道部，但他从未与铁道部签署过合同，是某影视公司与铁道部签约后，找到张艺谋单独签约的。

  《英雄》上映之后，张艺谋曾经找到张伟平，说自己这个级别的导演，做电影的收入报税如果数字可疑、甚至为零，是难以解释的，并且牵扯出来的问题很多，不仅涉及张艺谋，恐怕张伟平的新画面公司都难脱干系。在这种情况下，由张伟平公司替张艺谋上了税，而片酬，张伟平当时并未支付给张艺谋。

  这算因祸得福吧，幸亏张伟平当年没给钱，否则，按几何级别膨胀的罚金会让张艺谋境况更惨。有些铁面无私的网友判官建议即使张艺谋当年没有收到钱，也应该把后来收到的片酬算到前面，这样罚得才倾家荡产、才狠、才解气。我倒觉得有失公正，好比我2013年出了本散文集，虽然那本书集中了好几年的劳动量，但若算实际收入，当然是按版税实际打入的时间计算我的个人收益。

  “张艺谋和陈婷对三个年度的收入的完整性、真实性做出了书面承诺。”这是公诸媒体的书面表达。事实上，张艺谋打印了银行的详细账目，一并出示给计生委——张艺谋自己要求向社会全面公布自己的财务状况，以便完成有效监督。这套相关材料，被计生委带走备案。新华社前来采访的时候，也曾对这套材料拍照和录像，但没有带走复印件。

  我不理解此举，问张艺谋：“你又不是被双规了，不是因经济犯罪而被调查，财务状况属于个人隐私，你何必要公之于众？”张艺谋说：“我没有隐瞒，查得越清楚越好，否则百口莫辩。”可惜，并未如愿，张艺谋收入的详细流水没有向外公布，大概有关部门也是出于对隐私权的尊重和保护吧。

  我第一次对张伟平的名字有印象，好像是2007年初的某天。我约女作家钟晶晶讨论一个梗概，张艺谋电话来了：“在哪儿？”一听说我们正开小会，张艺谋说他有短暂的空闲可以参与一下。离香格里拉饭店近，我们约好在咖啡厅见面。

  停车场上，我看到张艺谋开的是一辆白色卡宴，新车。张艺谋介绍：“老板给的。”说是老板，我以为是江志强。都说江志强是个特别好的人，我后来的感觉也如此。张艺谋与江志强合作多年，没有任何冲突，彼此都能欣赏和包容——像两个没有牙的人那样谁也害不了谁。不过，我那天弄错了。张艺谋说到江志强时，说“江老板”；而这个送车的“老板”，指的是张伟平。

  这辆白色卡宴，正是被媒体屡屡偷拍的那辆。可这实在不能说是“给的”，因为车主署名是新画面公司，从来没有属于过张艺谋，是借张艺谋开的。

  张艺谋另外一辆借来的车，更富戏剧性，来历要从高仓健说起。

  高仓健，这个沉默、隐忍的男人形象，在我们这代人中，留下了成长中的深深印痕。因为1978年他主演的《追捕》作为“文革”之后登陆中国的第一部外国电影，引起巨大轰动。这位拍摄了二百多部片子的从影者，在日本地位特殊，令人格外尊重。作为一个孤独者，高仓健在日本就像个长年隐居的神。

  下期请看：张艺谋与高仓健的情谊。⑨3